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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人是如何反思大屠殺的?好有氣魄的民族看完感覺卑微!!!

作者=吳思

來源=《炎黃春秋》 http://chuansong.me/n/1286363


 德國人是如何反思大屠殺的?好有氣魄的民族看完感覺卑微!!!

德國人是誰?

 

我看不懂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碑。

  

在德國首都柏林市中心,相當於北京前門及歷史博物館東側的地段,有一片紀念碑群,佔地超過兩個半足球場。2700多個水泥碑,長寬如單人床,密密麻麻排列著,沒有任何文字元號。參觀者可以從各個方向進入碑群,好像進入一個街區。地勢高低起伏,碑體高低錯落,低的不及膝蓋,高的足有四米。行走其間,越進越深,嚴整逼仄,眼前一片灰色,困惑也愈發濃重:這是什麼意思?

  

2008年我路過這裡,轉了一圈,沒有看懂,也沒有深究。2011年11月,在德國綠黨伯爾基金會的安排下,我隨幾位中國學者訪問德國,主題便是德國社會如何面對和反思歷史,再訪此地,有機會請教專家。

  

碑群東南角,一道樓梯通往地下。地下有一個信息中心,包括一道長廊,七個展廳。迎面是六位男女老少的巨幅照片,有名有姓,代表著被納粹屠殺的600萬猶太人,凝視著每個來訪者。長廊一側排列著歷史圖片,從1933年到1945年,講述著一個被屠殺群體的故事。

  

一號廳,地上有四行燈板,展示受害者留下的日記、書信和遺言的手跡。牆上是歐洲各國被殺害的猶太人數字,最多的波蘭,290-310萬人。少的丹麥,116人,精確到個位。

  

二號廳,展示了15個被害猶太家庭的照片,有全家福,有結婚照,有的還有家庭電影。每個家庭成員的下落都很清楚,有生有死。

  

三號廳是姓名廳。黑暗中,一個聲音宣讀著被害者的姓名和簡歷,相應的文字在牆上流過。從頭到尾聽一遍,需要六年七個月零二十七天。

  

四號廳是集中營展廳。通過電影和照片介紹了220個集中營。

  

五號廳介紹有關大屠殺和二戰的紀念館、博物館和紀念碑。

  

六號廳擺放著電腦,參觀者可以查到390多萬名受害者的情況。

  

七號廳也擺放著幾台電腦,以不同的語言播放著對七位大屠殺倖存者的採訪。

  

在七號廳裡,歷史學家亞當·科佩爾-弗隆紐斯(AdamKerpel-Fronius)回答了我們的提問。我的問題是:紀念碑佔地面積為什麼這麼大?設計者如何解釋他的設計思想?

  

科佩爾從波恩遷都柏林說起,談什麼是首都,翻譯了幾分鐘,還在解釋首都的意義。我懷疑翻譯沒有抓住要點,便強調了一句:我想問的是,紀念碑的設計思想是什麼?

  

科佩爾說:我就要說到這個問題。首都不僅要漂亮,還要代表德國。我們要尋找德國人的特性,首都要體現德國人的身份認同。

  

在德語裡,特性或身份認同(Identity)的發音和英語相似,我聽懂了。這是一個不容易翻譯的詞,有特性、身份、身份認同、同一性等不同譯法。但是,不管怎麼譯,這個詞都在回答一個問題:某某到底是誰?這個誰,不僅包括了當事人的姓名、身份和種種特徵,還包括他在社會甚至歷史中的定位。

  

德國人到底是誰?他們認為自己是誰?他們的特性何在?

  

我有點吃驚。這位歷史學者居然把紀念碑與德國人是誰聯繫起來,這是我不熟悉的思路。

  

科佩爾說,建立這個紀念碑,是幾個公民在1988年倡議的。他們徵集簽名,聲勢越來越大,1999年成為國家大事,進入議會討論。聯邦議會投票決定建立紀念碑,2003年開始修建,2005年建成開放。既然確認了德國的歷史責任,德國人就要承擔責任。承擔責任,就要有這個紀念碑。

  

聽到這裡,我明白紀念碑與德國人是誰有什麼關係了。德國人以嚴謹著稱,這種認真負責的態度,也體現於承擔歷史責任。紀念碑群規模之巨大,體現了承擔之大。碑群位置之重要,體現了承擔之重。如此一想,我對德國人果然有了新看法。

  

科佩爾隨後介紹了紀念碑的設計思路。有成千上萬個方案,聯邦議會採納了美國人艾森曼的方案。這個設計強調感性。你越往裡走,越小心翼翼,疑問越重,越想知道發生了什麼。進入地下信息中心可以找到答案。這些答案也是感性的,先認識一個個具體的受害者,認識他們的家庭,再深入了解整個事件。

  

一輪提問之後,我追問科佩爾:你認為德國人是誰?在這個問題上,紀念碑能說明什麼?

  

科佩爾說:至少可以說明,德國人是有擔當的。我認為德國人最重要的特徵就是承擔責任。以德國名義所做的事情,我們都要記住,要承擔。有了這一點,才有可能彼此理解和深入交往。如果你們見到日本人,他們不承認南京大屠殺,中國人恐怕不願意和他們交往。

  

從信息中心出來,我試圖消化科佩爾的思路。我們熟悉以史為鑑的思路,卻不熟悉我們是誰的思路。我向陪同的德國人徵求意見,問他們德國人是誰。

  

伯爾基金會亞洲部主任梅凱琳女士說,那個年輕的歷史學家說得太輕了。德國人,不僅意味著有擔當,還意味著有罪責,必須認罪。翻譯考爾夫(OliverCorff)先生說,我們是負債者。還不清的歷史債務,影響了我們和以色列的關係,也影響了我們和巴勒斯坦的關係。這不是可以隨意解脫的。

  

在重複問答中,我努力進入這種新思路,以這種思路審視自己:我們是誰?我們對歷史責任有承擔嗎?如何承擔?如此一問,歷史居然直逼當下,闖進了我們的人格和生活。

 

 

身份之爭

 

德累斯頓是薩克森州首府,德國東部的政治、文化和經濟中心。城中有易北河穿過,二三百年前的巴羅克風格建築比比皆是,被譽為歐洲最美麗的城市之一。

  

1945年2月13日,盟國空軍轟炸德累斯頓,兩萬左右平民死亡,漂亮的老城被炸成一片廢墟。

  

納粹政權立刻開動宣傳機器,宣揚盟軍轟炸沒有軍事意義的無辜城市,屠殺婦女兒童。東德建立後,大體沿用了這種口徑,說資本主義的邪惡勢力毀滅了我們的家園。每逢2月13日,德累斯頓都舉行紀念活動。兩德統一之後,新納粹對2.13紀念活動特別熱心,大轟炸60週年紀念日那一天,歐洲各國的八九千名新納粹分子云集德累斯頓,在遊行中呼喊口號,說2.13轟炸是一場大屠殺。於是,在把盟軍描繪為屠夫的同時,德國人也被描繪為受害者。

  

右派的遊行,激起了左派和普通公民的反遊行。一些年輕人還設置路障,阻止右派和新納粹遊行,左派的阻攔引起了衝突。

  

我反對把我們看成純粹的受害者。安妮塔·烏里希(AnnitaUrlich)女士說。她發起了一個項目,七個人組成一個小組,調查納粹時期德累斯頓猶太人遭受的迫害。她們把調查結果放到網站上,告訴大家在什麼地方發生過什麼事。訪問者可以聽到當年受害者的敘述,還可以下載一幅標出迫害地點的地圖。

  

2011年11月11日,在伯爾基金會德累斯頓辦事處,我們見到安妮塔·烏里希女士。她的祖父母都是納粹黨員。她說他們不願談那段歷史,但她不能沉默。她說,我們想告訴大家,在2月13日之前,德累斯頓發生了什麼。當時德累斯頓有62萬人口,受害的猶太人,我們統計到的就有14000人。很多人忘記了這段歷史,我們要告訴各位,我們並不是那麼無辜。這些迫害與大轟炸有一種內在的聯繫。

  

奧利弗·萊茵哈特(OliverReinhard)先生是《紅光:德累斯頓與轟炸》一書的作者,在伯爾基金會辦事處,他向我們解釋為什麼要寫這本書。

  

他說,2.13大轟炸已經成了一個神話。真相被神話掩蓋了。真相其實很簡單,德累斯頓一直在後方,戰線推進後,作為鐵路運輸中心,這裡成了具有戰略意義的軍事目標。於是就有了大轟炸。美軍轟炸了火車站和油罐,英軍轟炸了市中心和居民區。正因為炸壞了火車站,最後開往奧斯維辛的列車才沒有發出,一批猶太人得以倖存。

  

他說,所謂德累斯頓在軍事上不重要,這是神話。在神話傳說中,德累斯頓把自己誇張地描述為無辜的受害者,把自己的迫害者和幫兇身份淡化了,甚至遺忘了。我們這裡沒有進行過如何承擔自身責任的討論。東德時期不討論,他們說自己是反法西斯的,法西斯分子都跑到資本主義西德了。兩德統一之後,德累斯頓的單純受害者形像被右派和新納粹進一步利用和宣揚。

  

萊茵哈特先生說,十年前,他在報社寫歷史專欄,寫了一篇關於大轟炸採訪文章,提到沒有所謂的低空轟炸。第二天,報社就遭到讀者來信的轟炸。他一頭撞上了這個神話,從此開始還原真相的寫作。

  

在上邊的講述中,我又聽出了我們是誰的思路:關於德累斯頓大轟炸的神話傳說,製造了無辜受害者的身份。恢復歷史真相,突顯了迫害者和幫兇的身份。

  

德國人究竟是誰,過去是誰,現在是誰,這種定位,決定著他們與世界的基本關係,不能不搞清楚。深入一步說,如何預防害人及受害,還決定著德國人的未來身份和命運。

 

身份之爭

 

過去是迫害者,現在就要承擔責任。

  

回憶、責任與未來基金會專門負責賠償納粹時期的強徵勞工。會長貢特·沙特霍夫(GünterSaathoff)這樣解釋基金會的名字:回憶不是中性的,回憶要帶來保護受害者的責任。吸取教訓,承擔責任,走向未來。

  

這個基金會成立於2000年,直屬聯邦議會,以51億歐元的財政撥款作為賠償基金,在總計400萬強徵勞工和戰俘中,找到並賠償了166萬勞工,包括兩名中國勞工。2007年,賠償工作基本結束,但基金會依然存在,工作重點轉向保護人權,幫助受害者群體發出自己的聲音。

  

類似的想法和工作模式,我們在勃蘭登堡州首府波茨坦又領教了一次。

  

2011年11月8日,我們訪問了勃蘭登堡州處理專制遺留問題委員會專員烏利克·普珀(UlrikePoppe)。這個委員會負責向受害者提供諮詢,幫助他們獲得賠償,同時也支持各種形式的政治歷史教育。

  

普珀女士說,按照聯邦議會通過的專制問題處理法,三方面的受害者可以獲得賠償。一是受政治迫害坐牢的人,可以獲得退休金補貼。二是職業方面,由於政治原因不能繼續從事原職業的,養老金可以按此職業發放。三是因政治迫害而失去財產的人。

  

普珀說,除了處理賠償事務之外,委員會還支持歷史教育,包括活動、紀念建築、出版物和展覽等等。她說,讓青年了解在缺乏自由的條件下的生活,可以提高人們對自由的敏感性,讓人們感到自由是值得保衛的。

  

當代德國人為二戰中德國人的罪行賠償,這我們完全理解。二戰那代德國人還在,即使不在了,也是德國的債務德國還。但是,當代納稅人,尤其是西德納稅人,他們沒有迫害東德人,為什麼要向東德的受害者支付賠償?朱學勤教授提出了我們的困惑。

  

普珀說:首先,西德人同意統一,統一是共同的目標。其次,統一之後,公民的權利是一致的,這也是共識。在新的統一的德國之中,公民同意承擔公民的義務,包括支付其他公民的養老金。最後,對西德人來說,他們也得到了東德的很多好東西。除了在新德國擔負的新義務之外,也獲得了新權利。

  

這不是簡單的債權債務邏輯,而是公民權利義務的邏輯,尤其是保護人權的邏輯。這個邏輯從何而來?如何保障?

  

沙特霍夫先生在介紹基金會任務的時候說:納粹時代不是法治國家,所有人的權利都受到侵犯。基於這一點,我們的工作重點就是支持人權保護工作。最重要的是人的尊嚴的保護。這是我們從歷史教訓中得來的。德國人把這條最重要的歷史教訓寫在了憲法的開端。

  

《基本法》第一章:基本權利

  

第一條:人的尊嚴

  

1、人的尊嚴不可侵犯,尊重和保護人的尊嚴是一切國家權力的義務。

  

2、德國人民信奉不可侵犯的和不可轉讓的人權是所有人類社會、世界和平和正義的基礎。

  

——有關公民基本權利的條款,在納粹之前的魏瑪憲法裡,排在第二編。二戰後提到開篇的位置,並且增加了人的尊嚴條款,表示這些公民權利先於國家權力。

  

德國人進一步總結納粹破壞憲法的教訓,規定《基本法》的第一條不得修改,同時建立聯邦憲法法院,專門糾正違憲行為。聯邦憲法法院設在遠離首都的小城卡爾斯魯厄,與政府和議會全方位保持距離,防止這些權力機構和其他社會組織侵犯人權和人的尊嚴。

  

反過來說,公民的基本權利一旦遭受侵犯,就應該得到賠償。侵犯者則要受到追究。

  

在追究歷史上的法律責任的時候,保護人權的原則特別受到重視。前柏林市總檢察長克里斯托弗·塞弗根(ChristophSchaefgen)介紹說,納粹時期的很多犯罪屬於執行元首指令,但這不是免責的藉口。免予追究的條件是:必須有成文的法律依據。進一步說,如果這個成文法太惡,明顯超過的普世價值的認定,那麼,執行此法也是犯罪。

  

兩德統一後,在追究東德時期違法案件的問題上,一派主張大赦,一派主張追究。塞弗根先生主張追究。只有在受害者獲得了補償,迫害者付出了代價之後,雙方才能心安理得地生活,法治國家才能鞏固。

  

塞弗根先生的團隊,重點追究與柏林牆有關的開槍殺人案件。柏林牆修建後,大約有270人在越境時死亡。30人因此被起訴,7個人被判刑。

  

按照東德法律,開槍是正確的。兩位當事人不服,上訴歐洲人權法院。該法院裁決說:殺害越境者的法律,不僅違反了普遍的人權原則,也違反了東德憲法認定的人權保護原則。駁回上訴。

  

邊防軍總司令巴哈布繼續向聯合國上訴。2003年6月,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裁定:殺死人的行為,只有在本人面臨死亡威脅時才能使用。東德也簽署並承認此項人權。而且,在下令殺人時,國際人權組織已經認定其違法,因此,法不追溯既往的原則,在此也不適用。

  

兩德統一後,總共追究了75000起違反東德法律的案件,判刑750人,其中,執行監禁的580人。出於和解的考慮,很多人獲得緩刑。

  

對德國人的思路越來越了解了。德國人是誰?從主流上說,他們認為自己是公民,他們從歷史經驗獲得的核心教益是:公民的基本權利最為重要,人權和人的尊嚴不可侵犯。他們在各個領域認真貫徹這個原則,反復強調這個原則。普珀女士說,她們想通過歷史教育提高人們對自由的敏感性,讓人們感到自由是值得保衛的。這意味著提高人們保衛公民權利邊界的敏感性。這就是他們的核心思路,也是歷史教育的核心思路。

  

參觀訪問之初,伯爾基金會國內事務部的歷史學家米歇爾·斯圖尼恩科(MichaelStognienko)向我們介紹,在對待歷史方面,德國人有雙重任務:一是面對和處理納粹德國的歷史,二是面對和處理東德歷史。面對和處理的過程又涉及三個方面:一,法律方面,包括追究責任;二,平反和賠償;三,思想和理論反思,包括紀念建築和各種教育安排。在參觀訪問中,我們大體領教了這三個方面的輪廓。有虛有實,環環相扣。

  

東德社會黨遺留問題處理委員會的米勒博士告訴我們一則笑話:德國人用一貫的製度化高效去殺全歐洲的人,然後,又用一貫的製度化高效來反思和處理歷史。

  

2011年2月,在英國BBC委託國際調查公司環球掃描和美國馬里蘭大學國際政策態度項目進行的調查中,德國奪得最受歡迎國家的桂冠。

 

公民社會與公民活動

 

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碑,1988年由德國女記者萊雅·洛施(LeaRosh)和歷史學家埃伯哈德·耶克爾(EberhardJ?ckel)倡導,1999年議會通過,2005年建成。納粹在歐洲各國屠殺了50萬辛提-羅姆人(中國人熟悉的名稱是吉普賽人或茨岡人),但這個事實直到1982年才得到德國政府的承認,我們去參觀的時候,國會大廈附近的紀念碑仍在建設之中。

  

兩個紀念碑,以及對強制勞工的賠償,都晚了半個多世紀,為什麼?

  

回憶、責任與未來基金會的沙特霍夫會長說:對納粹時代的反思,對我們也是很困難的事。全國都捲入了運動,當時那一代,也試圖掩飾。等到下一代成長起來之後,才有了比較徹底的反思,至今尚未完成。

  

處遺基金會的米勒博士說:為什麼七八十年代才可以全面對待納粹?因為要反思處理歷史問題,就要克服社會精英的反對。七八十年代之後,自由主義和綠黨在德國當政,人們才有了更多的權利,談論這些問題。

  

我聽過五六位德國人說到父輩的沉默。在家裡,父輩對納粹時期的歷史問題閉口不談。參加過納粹運動的父輩迴避那段歷史。這種社會性態度,肯定不利於全面反省和檢討。

  

中國歷史中有一種現象,我稱之為平反清算週期律:一旦最高權力製造出冤假錯案,誰也無法對抗,只能等待下一代最高權力出面糾正。於是,每個王朝,權力更替往往導致一輪平反和清算。例如給岳飛平反。這是繞開權勢的公正恢復機制。

  

德國好像也存在平反清算週期律。中國的周期律,主要是繞開皇帝那樣的權勢人物。德國的周期律,則要繞開強大的社會勢力。對待歷史,一方面需要正視的勇氣,另一方面也需要時間,難免出現妥協和讓步。民主就是這樣一個妥協和讓步的機制。一些公民發起的活動,好比局部進攻。我們看到的那些紀念碑,好比進攻勝利的標誌。這些勝利逐步積累,最後成為公民社會的主流態度。

  

德國辛提人和羅姆人中央委員會主席羅馬尼·羅斯(RomaniRose)先生特別強調公民自身的力量。他說:紀念碑為什麼建得這麼晚?因為我們沒有自己的權利群體。我們不像猶太人,得到美國的支持,德國政府建立後,必須迅速承認對猶太人的犯罪,才能得到西方各國的認可。我們一直受到不公正的歧視性待遇,1997年才被承認是一個德國的少數民族,得到了歷史反思,也有了相應的待遇。

  

他說,德國戰後並不是一個真正的民主社會,到七十年代才開始轉向公民社會。成為公民社會,是我們大家一起推動的。憲法規定的民主,是慢慢發展起來的,不是一規定就可以實現的。

  

回憶、責任與未來基金會會長沙特霍夫則強調了外界壓力的作用。他說,1989年之後,再一次掀起了關於納粹受害者的討論,討論強制勞工是否應該賠償的問題。開始,德國說此事已經過去,不準備賠償。但是,全球都在索賠,向各大公司索賠,於是德國政府被迫回應。

  

他說,假如不面對過去,就不能脫離過去。不認過去的賬,過去就會一直跟隨你。作為國家,道德和輿論壓力也會越來越高。如果最後一個受害者都去世了才開始賠償,輿論指責就更強了。為什麼成立基金會?一方面,如果等待訴訟,在訴訟完成之前,受害者可能已經去世。另一方面,訴訟確實可以成為壓力,不承擔,就可能有上百萬起訴訟。

  

他說,政府在國際壓力下成立了我們這個基金會,一次性撥款51億作為基金,並有相應的賠償立法。

  

綜合上述觀點,我的理解是:

  

首先,德國人願意趕在歷史債務無法償還之前還債,這是公民自尊的一部分:我們不是賴賬的人。公民自尊也是紀念碑首倡者的主要精神力量。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碑促進會會長萊雅·洛施提到她們的座右銘:我們的名譽要求我們,紀念歐洲受害猶太人,要有一個巨型的表達。這些無錢無權公民發起人,冒著風雨在街頭收集簽名,用餅乾桶募捐。十多年後大功告成,公民發起者之一迦庫伯(Jakob)感嘆道:現在,生活在這片土地上,比較容易一些了。——作為一個不肯認錯的共同體成員,他有丟臉之感。

  

其次,國際壓力和訴訟之類的法律壓力也很重要。沒有這些硬壓力,政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民間推力未免單薄。

  

最後,最重要的是:公民行動。公民的權利和尊嚴,主要是自己爭來的。沒有公民行動的力量,僅僅依靠人家的同情,自己就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在一個崇尚民主法治的國家也是如此。反過來,公民只有通過自身的努力,才能把憲法規定中的民主和人權,落實為真正的公民社會。這是各方面共同發展,共同成熟的過程。大家共同走完這個過程之後,德國成了真正的民主社會,德國人也成了真正的公民。這樣的公民說起話來,也透出一股參與歷史創造的自信和自豪。

  

從各種基金會的活動宗旨看,德國社會也把支持公民的自發活動作為主要方向。

  

處遺基金會的米勒博士說:我們不處理具體事務,我們主要資助民間對歷史的反思。公民有想法,到我們這裡申請資助,我們主要資助出版和各種活動,但我們不主動提倡什麼。1998年成立之後,這個基金會資助了將近300本書的出版,例如,包含了兩萬張照片的和平革命圖冊,關於東德日常生活的圖片展覽。

  

議會下屬的基金會,支持公民反思歷史的活動,這就是促進公民社會的製度設計。

  

在德國許多城市的老建築門前,經常可以看到地上鑲嵌著幾塊巴掌大小的銅製地磚,略微凸起於地面,上邊刻著某某人曾經住在這裡,還有此人的生卒年代。好像一塊微型紀念碑。我們問這是怎麼回事,答覆說:這是納粹時期這個建築物裡受迫害的居民姓名。多數是猶太人,也有辛提-羅姆人和共產黨人。德國藝術家古特爾·戴姆尼首創,後來發展為絆腳石運動。中小學生們也參加進來,調查這段歷史,確認受害者的姓名和住址之後,在企業和公民的資助下,製造並安放黃銅地磚。柏林大約安放了七千多塊絆腳石。

  

中小學生。絆腳石運動。讓歷史凸顯在當代人腳下。我們是誰的答案,開始由新一代公民去追尋和回答了。

 

民族認同與公民認同

 

在德累斯頓伯爾基金會辦事處,我們聽《紅光:德累斯頓大轟炸》的作者萊茵哈特介紹了他的神話清除工作,又聽辦事處的史蒂凡·勳菲爾德(Stefan Sch?nfelder)先生讚揚自己的兒子阻攔新納粹的遊行。我不禁猜想,他們的做法在中國會有什麼遭遇。

  

我問:在中國,我們會追究歷史真相,努力保持公正,但也會感到民族情緒的影響。你們就不受這種情緒的影響嗎?

  

萊茵哈特說:我愛國,但我是憲法愛國主義者。

  

勳菲爾德先生回答得更乾脆:我只愛人權。

  

勳菲爾德先生解釋說,在德國,為民族和祖國感到自豪、感到驕傲,由於納粹的廣泛使用而帶來的含義,已經受到了清除。這種說法一旦出現,就會引起高度警覺和難以消除的負面含義。

  

看來,他們對自己的公民身份的認同,高於對民族和國家身份的認同。

  

辛提-羅姆人一千多年前從巴基斯坦辛提地區遷入歐洲。作為德國的少數民族,羅斯先生也談到了民族認同與公民認同問題。他說,我們有自己的語言,但我們認同憲法。憲法強調:人的尊嚴不可侵犯。任何人不可因其身份受到歧視。我們認同媒體自由,認同民主價值觀,我們願意維護這種價值。德語是我們的共同語言。我是德國人,也是辛提-羅姆人。

  

上述三個回答,歷史內涵頗為豐富。

  

公民身份這個概念,最早是由英國社會學家TH馬歇爾詳細討論的。在1950年出版的《公民身份與社會階級》一書中,馬歇爾認為,公民身份由三個要素構成:公民要素、政治要素和社會要素。公民要素由個人自由所必需的權利組成,包括人身自由,言論和信仰自由,擁有財產和訂立契約的權利等等,與這些權利相關的機構是法院。政治要素,指公民作為政治實體成員行使政治權力的權利,與其對應的機構是國會和地方議會。社會要素,指依據社會通行標準享受文明生活的一系列權利,與此相關的是教育體制和社會公共服務體系。

  

在不同國家,這些權利發展於不同的歷史時期。根據英國的經驗,馬歇爾認為,公民身份中的公民權利主要發展於18世紀,政治權利主要發展於19世紀,社會權利主要發展於20世紀。

  

每個人都有多種身份。德國社會有不同的民族、階級、黨派和宗教信仰,在這些身份之間,難免存在矛盾衝突。但是,當代德國的公民身份壓倒了其他身份,各種身份包容在平等的公民身份中,獲得一視同仁的尊重和保護。德國社會主要是由公民身份統合維繫的。如果民族身份或階級身份壓倒了公民身份,民族衝突或階級衝突就有可能撕裂社會。

  

最近幾十年,出現了新的歷史現象:不分國界的人權在世界範圍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公民身份本來是國家性的,表示具有一組特定權利和義務的本國人口。但是,二戰後,一些最重要的個人權利在超國家的水平上抽像出來,被稱為人權。尊重人權,成為世界公認的原則。在歐盟這種超國家的共同體中,人權特別受到重視。在德國這種移民眾多的社會中,人權也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從社會關注的角度看,這種變化的含義是:人權問題,逐漸從邊緣地帶進入了人們關注的中心,而原本處於中心位置的民族、階級、主義、宗教、國家之類的問題,逐漸退到次要甚至邊緣的位置。

  

從身份認同的角度看,這種變化在歐盟各國尤其顯著。據1999年的一項調查,在歐盟15國中,只有45%的受訪者認為自己僅僅是本國人。4%的人認為自己僅僅是歐洲人,6%的人認為自己首先是歐洲人其次是本國人,42%的人認為自己首先是本國人其次是歐洲人。這是歐盟的平均數字。德國人的歐洲認同高於平均水平,民族認同低於平均水平。

  

萊茵哈特先生和羅斯先生的回答,默認了公民身份與國家和民族身份的一致性。勳菲爾德先生說我只愛人權,則顯示了濃重的歐洲公民甚至世界公民色彩。倘若人權主張與國家和民族身份發生矛盾,勳菲爾德先生想必站在人權一邊。

 

德國人如何反思歷史

 

我們的訪問主題是:德國社會如何面對和反思歷史。面對和反思歷史,在德語中是一個超長的單詞:Vergangenheitsbewaeltigung,訪問期間頻頻出現。伯爾基金會北京辦事處的朱易女士解釋說,這個單詞由兩個詞構成,其中Vergangenheit的意思是過去、歷史,Bewaeltigung的原意是應對、克服、戰勝(疾病、危機等等),有一種德國人自己跟自己較勁的感覺。應對,還要像戰勝疾病一樣戰勝它,在這樣的表達方式中,歷史成了我們現在的一部分。歷史好比我們的病痛,不應對,不治療,它就在那裡發炎、化膿、潰瘍。於是我們就要改變生活方式,上藥甚至開刀。治好了,我們便成為健康的人,還可能進化出免疫力。我們的社會進化出人權保護機制,我們進化出公民意識,我們就有了新身份。我們是誰?我們是公民。公民是誰?公民是進化出人的尊嚴和人權的社會成員。

  

在對待歷史方面,德國社會目前達到的水平,正是半個世紀以來自己跟自己較勁的結果。中國歷史經歷了更長久的動盪,死亡人數更多,創巨痛深,更值得我們較勁。現在,儘管沒有達到他們的水平,我們也可以參照德國推測將來:在有更好的條件對待歷史的時候,經過各方面的多年努力,我們有可能是什麼樣子。對照他人,可以認清自己:我們過去是誰,現在是誰,將來可能是誰。

  

那麼,追問幾句,我們到底是誰呢?

  

粗略說來,在兩千多年的時間裡,我們不是公民,而是臣民。古漢語沒有公民這個詞。這個概念是引進的。概念引進了,相應的社會關係並未引進。我們聽說有公民這種東西,我們可以想像人身和言論自由,想像議員和總統選舉,還可以努力爭取,但是,從想像和爭取,到這種身份及其所依存的社會關係體系建成,需要走很長的路。如果這是萬里長征的話,從公民概念引進中國至今,是否走完了兩三千里?我不敢說。

  

那麼,在公民社會尚未建成之前,在通過自己的努力把憲法規定中的民主和人權落實之前,我們這些社會成員應該如何稱呼自己呢?叫公民?尚未成真。叫臣民?看不出與君主專制時代的區別。我們熟悉的自稱是群眾,更堂皇一些,還可以叫人民。人民,群眾,或許是臣民與公民之間的過渡性身份。我們是政治動員的對象,也是支配對象。相比臣民,我們得到了高度尊重和形式上的代表,但我們的意志是被代表和被解釋的。我們是被領導者,而不是主導者。

  

將來,我們可能成為真正的公民嗎?在很大程度上,答案取決於我們的想法和行動。

 

更寬廣的視野

 

考察已經結束,本文也該結束了。回到北京之後,我補讀組織者提供的參考資料,看到一篇英文論文,題目是《從集體暴力到共同的未來:處理創傷性過去的四種模式》。作者是阿蕾達·阿斯梅茵(AleidaAssmann),德國康斯坦茲大學(University ofKonstanz)的英語文學和人文理論教授。這篇論文擴展了我的視野,不忍獨享,以觀點簡介作為結尾。

  

作者說,過去常見的處理歷史創傷的模式是:勝利者將自己的歷史觀強加於人,在記憶領域里以強凌弱,禁止弱者發聲。如果這種模式屬於強迫沉默或強迫忘卻,那麼,二戰結束後,作者觀察到四種處理歷史創傷的新模式:

  

1、通過對話而忘卻

  

2、回憶以便永誌不忘

  

3、回憶以便忘卻

  

4、通過對話而回憶

  

第一種模式的核心是分攤忘卻。

  

好比兩口子打架,彼此傷害了,如果以後還打算過下去,就不能老翻舊賬,盡快忘掉算了。這種模式主張團結一致向前看,適用於治療內戰造成的創傷。

  

不過,作者強調了一個前提,即相互傷害的雙方勢均力敵,彼此傷害的程度差不多。這不是強迫,而是雙方在對話中達成共識,好比達成忘卻公約,同意把沉默或忘卻作為共創未來的基礎。

  

順便一說,在英文裡,忘卻(forget)也有忽略或不再想和不再提的意思,這層涵義我譯不出來。不再提起不等於忘掉,但畢竟翻過去了。

  

第二種模式的核心是永誌不忘。

  

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是一種不對稱傷害,全副武裝的強者屠殺缺乏抵抗能力的弱者,其嚴密的計劃、工業化的方法和巨大的規模,具有獨一無二的性質,不可原諒,不能和解。對這樣的歷史,只能發誓永誌不忘:面向未來無限的時間發一個巨誓,面向無邊的空間發一個巨誓,避免災難再次發生。

  

這種模式好比一個記憶公約,在行兇者後代和受害者後代之間達成,並獲得公民信仰的半宗教性地位。

  

第三種模式:回憶以便忘卻。目標是忘卻,手段卻是回憶。

  

這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發展出來一種新模式。南非把基督教的懺悔儀式發展為真相與和解運動。圖圖大主教擔任主席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舉行聽證會,加害人與受害者參加,雙方一起公開歷史真相,聽受害者講述自己的遭遇。受害者得到社會的同情和尊敬,得到補償,加害者公開懺悔道歉,請求寬恕,並得到有條件的赦免。這樣的回憶可以起到宣洩和調解作用,清洗歷史創傷,把這頁歷史翻過去。

  

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智利、烏拉圭、阿根廷和巴西等國,從軍人獨裁轉向民主國家,也採用了同樣的歷史處理方式。全世界出現了13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通過在人權框架之內的聽證和討論,萬眾矚目,保護人權的概念深入人心。結果,人權框架在人們心目中取代了權力鬥爭框架——無論是階級鬥爭、種族鬥爭,還是國家革命、政治對立。在討論過程中,追究真相,避免重蹈覆轍,成為文化中的新規則。同時,憑藉人權的概念,重新建立了社會的價值認同,消弭了回憶引發的對立和暴力。整個過程,相當於一次高效的公民教育。

  

第四種模式:通過對話而回憶。

  

國家記憶形成的常規不是對話,而是獨白。曾經以暴力相向的國家,容易強調自身受害的經歷,傾向於選擇有助於提升自我形象的記憶,製造一個有關本國本民族的神話。例如,波蘭和奧地利,一向把自己描繪為納粹的受害者,實際上,他們也參與了對猶太人的迫害。

  

人類記憶有一個很糟糕的特性:受害的記憶,比起害人的記憶來,要求佔據更大的位置。這種特性,在兩個國家之間,例如在俄羅斯和東歐各國的關係中,引起了持續的怨憤和衝突。

  

第四種模式要求,兩國之間的歷史學家和教師交換意見,共同編寫涉及這段歷史的教科書,共享雙方的觀點,承認自身的罪孽。在兩國共享知識的基礎上,雙方和平共處,而不是生活在定期爆發的謾罵和暴力衝突的壓力之下。

  

這種模式主要適用於國家之間,也適用於一國之內的不同社會集團。不過,這種模式的例證很難找,與其說是一種現實,不如說是一種新的可能性。

  

以上幾種模式,只是忘卻與記住這兩種基本型及其變型,卻匯集了人類對待歷史的經驗教訓。我們可以在其中辨認自己的方位,想像自己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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