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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女生因乙肝歧視燒炭自殺 家屬指責校方

  導讀:吳昕怡 女,福建福鼎人,天津師範大學初等教育學院大一學生,2015年4月10日,她在學校單間宿舍燒炭自殺。在學校的一次義務獻血之後,2014年12月6日,她被查出大三陽,系乙肝病毒攜帶者;今年3月7日,被安排進單獨的學生宿舍居住。(新京報)

大學女生因乙肝歧視燒炭自殺 家屬指責校方母親陳小玲在天津師範大學校園裡為女兒吳昕怡拍的照片。死者家屬供圖
大學女生因乙肝歧視燒炭自殺 家屬指責校方吳昕怡的手機里,顯示了兩張燒炭的照片。死者家屬供圖
大學女生因乙肝歧視燒炭自殺 家屬指責校方有人在吳昕怡單間宿舍里發現她的遺書。
大學女生因乙肝歧視燒炭自殺 家屬指責校方對於這份說明書,死者家屬和校方發生了分歧。

  4月10日那天,吳昕怡沒有去上一早的英語課。

  如同大學校園裡一次正常的逃課,沒人在意。

  在單獨的宿舍里,她用一盆炭火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這是她獨居的第34天。

  意外被查出的“乙肝病毒”,給她帶來了災難。

  最後的時日,她一個人起床,一個人吃飯,一個人上下課。

  母親陳小玲想過挽救女兒生命的各種可能性。

  假設女兒的性格不那麼脆弱、敏感;假設她沒有住進單間宿舍;假設在她燒炭的那一刻,輔導員老師能聽從陳小玲的急迫囑託,去宿舍看一眼……

  可現實中沒有假設。

  宿舍的炭火和遺書

  陳小玲坐立不安,女兒的電話打不通了。

  4月10日下午4點左右,她給學院輔導員吳思打電話,拜託她去女兒吳昕怡的宿舍看看。

  10分鐘后,吳老師回復陳小玲“昕怡在圖書館”。

  陳小玲還是不放心,在網上找最早一班到天津的車票。母女連心,她感覺“昕怡越來越不對勁。”

  那段時間,昕怡和母親說得最多的就是“累,心累”。

  陳小玲說要去天津看她,她一開始很高興,轉而又說“別來了,算我求你。”

  直到4月10日中午,女兒的話開始讓陳小玲看不懂。

  “mom(媽媽)是個堅強的人,所以無論有什麼也要堅強。”

  “你照顧好自己。”

  陳小玲有不好的預感,女兒像在和她交代什麼。

  當晚6點多,她發給女兒的微信再沒有收到回復。

  李曉最先發現了事態嚴重。那天,她是第一個去敲吳昕怡宿舍門的同學。

  在警方的詢問筆錄中她回憶,吳昕怡白天曾發短信,“她讓我晚上10點去宿舍找她,她想和我聊聊。”

  發短信、敲門都沒回應,晚上11點,李曉和宿管阿姨推開了623宿舍的門,“特別濃的燒紙的味道”湧來。

  19歲的吳昕怡躺在鋪上,蓋着被子,雙手握在腹部,身體已發紫冰涼。地上,半盆炭火正紅。

  宿舍樓道里沒人聞到煙味兒。民警周永凱在勘察現場時發現,吳昕怡宿舍門的三邊縫隙都貼着透明膠帶,而且用了三條毛巾堵住地上的門縫。

  “火盆旁有一箱炭,網購的。”周永凱說。快遞單上寫着“純蘋果炭5.5斤,蠟塊兩個。”

  人們在宿舍里發現了吳昕怡的遺書:“史鐵生說:‘死是一件不必着急的事。’儘管深有感觸,可是我覺得人生好長,看不到終點。”

  遠在福建老家的陳小玲,等到的是最壞的結果。

  “大三陽”帶來的恐懼

  最近,陳小玲閉上眼就能看見女兒的笑。

  她想起女兒接到天津師大錄取通知書時的情景:“眼睛瞪得大大的,一下跳了起來,撲到我身上,胖嘟嘟的臉貼到了我的臉。”

  “媽媽,你知道那是多牛逼的學校嗎?”高考556分,是吳昕怡高三發揮最好的一次。

  在陳小玲眼裡,女兒溫順乖巧,熱心腸,喜歡搞怪,她曾把母親的頭像找來,配着《小蘋果》的音樂做成動畫。但在外人面前,女兒卻不太擅長表達自己的想法。

  吳昕怡喜歡在網絡上“冒泡兒”,貼吧里,她取名叫“蘇格蘭_奶牛”,並描述自己的性格“粗獷、活潑、急躁”。

  在校園裡,新生吳昕怡沒有給老師、同學留下太多印象。幾位同學評價她:愛聽蘇打綠的歌,喜歡讀書,總和同學去圖書館。

  在一次義務獻血之後,吳昕怡發生了變化。

  去年11月底,學校組織大一新生義務獻血,吳昕怡沒有通過獻血屋的篩查。到醫院檢查,她被確診為大三陽,乙肝病毒攜帶者。

  第一反應是害怕,她甚至以為“大三陽”是絕症。“媽媽,會不會沒得治?”電話里,陳小玲聽出女兒的聲音在發抖。

  讓陳小玲擔憂的是,女兒的室友也知道了檢查結果。

  她埋怨女兒不該告訴室友,“大家疏遠你怎麼辦?”

  陳小玲的擔心很快在女兒的回應中得到應驗,“室友不敢碰我的衣架,我的手機放在別人桌上,大家會把她們的東西趕快收走。”

  高超是吳昕怡高中的同桌、最好的朋友。她鼓勵昕怡多和同學溝通,告訴大家乙肝病毒攜帶者沒那麼可怕。

  吳昕怡對高超說,她努力過,但有室友用短信回復她:“我們知道,但還是很害怕”。

  同學張晴和吳昕怡住同一個樓層,她聽說,上學期,吳昕怡的一名室友總到別的宿舍住,還悄悄告訴別人她得了乙肝。

  陳小玲建議女兒請假回家,調整一下身體和情緒。

  吳昕怡沒有參加期末考試,提前回了老家。

  爭議中的“說明書”

  休養中的吳昕怡按醫生的囑咐早睡早起,“她希望能好起來去學校。”陳小玲說。

  開學前,原本平靜的吳昕怡又緊張起來。一天晚上她突然問母親,“學校那邊怎麼辦,我怕沒有同學會願意和我在一起學習。”

  臨近開學,吳昕怡接到學院通知,要複查。

  3月初,陳小玲帶女兒去醫院複查,檢驗報告顯示,乙肝病毒DNA下降了2個值。吳昕怡興奮地把檢驗報告當成績單一樣遞給母親,“媽媽,沒想到我的病毒量下降這麼快。”

  身體的好轉沒能讓吳昕怡順利返校。

  陳小玲回憶,學院的領導在電話里跟她說,得開一個“乙肝病毒攜帶者不影響正常上學”的證明。

  “這個證明沒法開。”林必定對學校的要求感到奇怪,這位福鼎市醫院傳染科主任回憶,吳昕怡曾找她請求開證明,“這不需要證明,2007年、2010年衛生部都發過文件,不得拒絕乙肝病毒攜帶者入職、入學。”

  林必定介紹,從複查結果看,吳昕怡仍處於乙肝病毒攜帶階段,還沒發展到肝炎。“攜帶者和正常人沒什麼兩樣,不需要特別治療。病毒攜帶期要讓病毒和抗體在體內‘打仗’,如果保養得好,病毒量降到標準數值以下,也有脫離病毒攜帶者身份的可能。”

  沒有“證明”。陳小玲說,學院黨委副書記馬強告訴她,學院按先例,提出讓吳昕怡休學半年,和新一級學生入學重讀。

  “憑什麼?學校沒有權利這樣做,我好不容易考上大學,不能白白耽誤一年時間。”吳昕怡拒絕休學。

  陳小玲的說法是:學院領導告訴她,如果孩子堅持要來,學校只能給她調單間宿舍。“還讓寫一個書面材料,說明她是自願住單間的。”陳小玲說。

  4月20日,這份抬頭是“父母說明書”的複印件中顯示,“吳昕怡同學在接下來的大學生活將單獨居住,本人自願承擔一切關於‘由乙肝病毒攜帶者的身份’而產生的身體及精神問題的後果。”說明書的末尾用括弧補充,“在單獨居住期間產生的身體及精神的後果自願承擔”。

  陳小玲記得,3月5日,在說明上籤下自己的名字后,她把筆一摔,“我們這是在學院‘不想休學就得住單間’的壓力下才寫的。”

  馬強不認為這份“父母說明書”帶有強迫性。

  4月20日,新京報記者以死者家屬身份,陪同陳小玲來到學院。學院黨委副書記馬強說,住單間“是學生和家長自己的決定。”

  馬強不認為她遭到同學排斥,他說,吳昕怡檢查出大三陽后,學院曾向她的室友們普及常識。“學生們都很理解,但大家反映,吳昕怡開始疏遠她們,在宿舍里大喊‘我的血很臟’,和大家交流也改成用短信。”馬強說。

  天津師範大學黨委宣傳部工作人員張莉證實了馬強的說法,“住單間(宿舍)是學生本人和家長向學院申請的。”

  張莉說,學校宿舍資源緊張,“從宿舍設置上就沒有單間這一說”,但考慮學生和家長的要求,學院多方調整才給她安排了一個房間。

  “當時還有學生勸她別單獨住。”張莉說,從該生住單間的必要性、宿舍資源和安全上考慮,學院也不建議單住。但由於學生一再堅持,學院考慮“學生申請不能空口無憑”,申請性質的說明書也是在履行程序上要求她寫的。

  張莉表示,對於乙肝病毒攜帶者,學校在學習生活上和其他學生沒任何差別對待。

  對於學院建議吳昕怡“休學或跟下年級學生重新入學”,張莉稱,這要根據學生的身體狀況,如果學生在某種疾病的發病期,肯定會建議他休學、回家治病休息,“我們也要對其他學生負責。”

  只有玩具熊陪伴的“單間”

  吳昕怡住進了單間,623號房。和原來的宿舍門對門,只隔了一條走廊。

  那間宿舍靠近樓梯口,原本備用為學生的自習室,裡面堆滿了別人暫放的東西。宿舍仍然擺着4張床,三張空着,她睡在靠窗的一張。

  臨上學前,陳小玲為女兒準備了單獨的餐具,“免得同學說,咱們盡量自覺點。” 在陳小玲看來,女兒被“隔離”了。吳昕怡開始還安慰母親:“一個人住一間不錯啊,有單獨的陽台,空間也大。”

  多位同學說,班上“大多數同學不知道她得了什麼病”。很多人也不知道她為什麼住單間,同學劉暢問她,得到的答案是“我喜歡一個人住。”

  同學張晴覺得,獨居讓吳昕怡變得敏感,有次聊天,吳昕怡突然問,“我是不是很煩人?”張晴趕忙說“不會”。

  這讓好友高超覺得可怕,“她絕不是個獨來獨往的人。”高超的記憶里,吳昕怡是喜歡和同學一起爬山、看電影,扎在同學堆里說笑的姑娘。

  起初,吳昕怡用讀書去適應獨居的生活。3月12日,她在朋友圈寫道:每天要在必要時間關機去圖書館,“沉潛是為了更好的崛起。”

  她曾試圖在同學們的印象中“崛起”。

  3月20日,班裡改選。講台上,一名班委突然落淚,說班級工作不好做。

  同學張晴記得,這時吳昕怡上台,說她願意試試宣傳委員,“她視頻做得很好,當時,很多同學投了她的票。”

  結果是落選了,但張晴並沒看出吳昕怡有多失落。

  讓同學們注意到的是,除了上課和集體活動,吳昕怡總是一個人。整個下半個學期,她都獨來獨往。

  3月17日是高興的一天,她發朋友圈“再也不是一個人了。”照片里,一個大毛絨熊玩具靠在書桌上,那是朋友從甘肅寄來的。

  她發給媽媽的照片里,戴着耳機,比了個剪刀手,蘑菇頭下的面龐沒有笑容。

  “你有沒有從我的自拍里看出我的孤獨?”她問媽媽。

  最後一次挽救的機會

  聽了這話,陳小玲心酸。

  剛離開自己身邊,女兒就在一個大城市裡變得沉鬱、孤獨。而這個女孩,並不是她親生女兒。

  陳小玲覺得是緣分讓她和女兒相遇。生完兒子后,要個女孩一直是她全家的夢想。考慮計劃生育,她沒有再生。

  30歲那年,在鄰村見到了6個月大的吳昕怡。朋友家超生的老三,被陳小玲抱回了家,當寶貝一樣養大。

  吳昕怡讀初中時,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生母陳花妹和她感情很好,“她也喊我媽媽,我告訴她可以叫我名字,畢竟沒養她,很愧疚。”和陳花妹聊微信時,昕怡總會撒嬌地喊她“麻麻”。

  “我有兩個爸爸媽媽疼我,愛都是雙倍的。”吳昕怡告訴姐姐,她覺得很幸福。

  幸福止步在19歲這年。

  陳小玲想起女兒生前的心愿:想考研,想“一點點把頭髮留長,告訴自己可以改變,也給身邊人一個驚喜。”

  她回想最後一次能挽救女兒的機會。

  女兒死後,陳小玲在孩子的手機里發現了兩張她在宿舍燒炭的照片。照片從床上俯拍。一張炭火剛燃,另一張炭火正旺。

  照片拍攝時間先後為4月10日15時58分、16時30分。陳小玲的通話記錄顯示,15時55分,她給輔導員吳老師打了第一個電話,拜託吳去女兒宿舍看看。

  輔導員吳思沒有去吳昕怡的宿舍。她對陳小玲解釋,“學生說在圖書館,老師也不好打擾。”

  吳老師說,事發前,她完全沒看出吳昕怡有任何異常。

  “一件事情發生了,它的誘因很多,很複雜,想要探清她的內心世界,太難了。”學院黨委副書記馬強勸慰陳小玲,“如果能早點發現,誰都不會冷漠地去處理這個事。”

  (在校學生均為化名)

  A16版-A17版/新京報記者 劉珍妮 天津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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