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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女生因乙肝歧視燒炭自殺 家屬指責校方

大學女生因乙肝歧視燒炭自殺 家屬指責校方

母親陳小玲在天津師範大學校園裡為女兒吳昕怡拍的照片。死者家屬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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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昕怡的手機里,顯示了兩張燒炭的照片。死者家屬供圖

大學女生因乙肝歧視燒炭自殺 家屬指責校方

對於這份說明書,死者家屬和校方發生了分歧。

大學女生因乙肝歧視燒炭自殺 家屬指責校方

有人在吳昕怡單間宿舍里發現她的遺書。

新京報人物工作室

■ 人物簡介

吳昕怡女,福建福鼎人,天津師範大學初等教育學院大一學生,2015年4月10日,她在學校單間宿舍燒炭自殺。在學校的一次義務獻血之後,2014年12月6日,她被查出大三陽,系乙肝病毒攜帶者;今年3月7日,被安排進單獨的學生宿舍居住。

4月10日那天,吳昕怡沒有去上一早的英語課。

如同大學校園裡一次正常的逃課,沒人在意。

在單獨的宿舍里,她用一盆炭火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這是她獨居的第34天。

意外被查出的「乙肝病毒」,給她帶來了災難。

最後的時日,她一個人起床,一個人吃飯,一個人上下課。

母親陳小玲想過挽救女兒生命的各種可能性。

假設女兒的性格不那麼脆弱、敏感;假設她沒有住進單間宿舍;假設在她燒炭的那一刻,輔導員老師能聽從陳小玲的急迫囑託,去宿舍看一眼……

可現實中沒有假設。

宿舍的炭火和遺書

陳小玲坐立不安,女兒的電話打不通了。

4月10日下午4點左右,她給學院輔導員吳思打電話,拜託她去女兒吳昕怡的宿舍看看。

10分鐘后,吳老師回復陳小玲「昕怡在圖書館」。

陳小玲還是不放心,在網上找最早一班到天津的車票。母女連心,她感覺「昕怡越來越不對勁。」

那段時間,昕怡和母親說得最多的就是「累,心累」。

陳小玲說要去天津看她,她一開始很高興,轉而又說「別來了,算我求你。」

直到4月10日中午,女兒的話開始讓陳小玲看不懂。

「mom(媽媽)是個堅強的人,所以無論有什麼也要堅強。」

「你照顧好自己。」

陳小玲有不好的預感,女兒像在和她交代什麼。

當晚6點多,她發給女兒的微信再沒有收到回復。

李曉最先發現了事態嚴重。那天,她是第一個去敲吳昕怡宿舍門的同學。

在警方的詢問筆錄中她回憶,吳昕怡白天曾發簡訊,「她讓我晚上10點去宿舍找她,她想和我聊聊。」

發簡訊、敲門都沒回應,晚上11點,李曉和宿管阿姨推開了623宿舍的門,「特別濃的燒紙的味道」湧來。

19歲的吳昕怡躺在鋪上,蓋著被子,雙手握在腹部,身體已發紫冰涼。地上,半盆炭火正紅。

宿舍樓道里沒人聞到煙味兒。民警周永凱在勘察現場時發現,吳昕怡宿舍門的三邊縫隙都貼著透明膠帶,而且用了三條毛巾堵住地上的門縫。

「火盆旁有一箱炭,網購的。」周永凱說。快遞單上寫著「純蘋果炭5.5斤,蠟塊兩個。」

人們在宿舍里發現了吳昕怡的遺書:「史鐵生說:『死是一件不必著急的事。』儘管深有感觸,可是我覺得人生好長,看不到終點。」

遠在福建老家的陳小玲,等到的是最壞的結果。

「大三陽」帶來的恐懼

最近,陳小玲閉上眼就能看見女兒的笑。

她想起女兒接到天津師大錄取通知書時的情景:「眼睛瞪得大大的,一下跳了起來,撲到我身上,胖嘟嘟的臉貼到了我的臉。」

「媽媽,你知道那是多牛逼的學校嗎?」高考556分,是吳昕怡高三發揮最好的一次。

在陳小玲眼裡,女兒溫順乖巧,熱心腸,喜歡搞怪,她曾把母親的頭像找來,配著《小蘋果》的音樂做成動畫。但在外人面前,女兒卻不太擅長表達自己的想法。

吳昕怡喜歡在網路上「冒泡兒」,貼吧里,她取名叫「蘇格蘭_奶牛」,並描述自己的性格「粗獷、活潑、急躁」。

在校園裡,新生吳昕怡沒有給老師、同學留下太多印象。幾位同學評價她:愛聽蘇打綠的歌,喜歡讀書,總和同學去圖書館。

在一次義務獻血之後,吳昕怡發生了變化。

去年11月底,學校組織大一新生義務獻血,吳昕怡沒有通過獻血屋的篩查。到醫院檢查,她被確診為大三陽,乙肝病毒攜帶者。

第一反應是害怕,她甚至以為「大三陽」是絕症。「媽媽,會不會沒得治?」電話里,陳小玲聽出女兒的聲音在發抖。

讓陳小玲擔憂的是,女兒的室友也知道了檢查結果。

她埋怨女兒不該告訴室友,「大家疏遠你怎麼辦?」

陳小玲的擔心很快在女兒的回應中得到應驗,「室友不敢碰我的衣架,我的手機放在別人桌上,大家會把她們的東西趕快收走。」

高超是吳昕怡高中的同桌、最好的朋友。她鼓勵昕怡多和同學溝通,告訴大家乙肝病毒攜帶者沒那麼可怕。

吳昕怡對高超說,她努力過,但有室友用簡訊回復她:「我們知道,但還是很害怕」。

同學張晴和吳昕怡住同一個樓層,她聽說,上學期,吳昕怡的一名室友總到別的宿舍住,還悄悄告訴別人她得了乙肝。

陳小玲建議女兒請假回家,調整一下身體和情緒。

吳昕怡沒有參加期末考試,提前回了老家。

爭議中的「說明書」

休養中的吳昕怡按醫生的囑咐早睡早起,「她希望能好起來去學校。」陳小玲說。

開學前,原本平靜的吳昕怡又緊張起來。一天晚上她突然問母親,「學校那邊怎麼辦,我怕沒有同學會願意和我在一起學習。」

臨近開學,吳昕怡接到學院通知,要複查。

3月初,陳小玲帶女兒去醫院複查,檢驗報告顯示,乙肝病毒DNA下降了2個值。吳昕怡興奮地把檢驗報告當成績單一樣遞給母親,「媽媽,沒想到我的病毒量下降這麼快。」

身體的好轉沒能讓吳昕怡順利返校。

陳小玲回憶,學院的領導在電話里跟她說,得開一個「乙肝病毒攜帶者不影響正常上學」的證明。

「這個證明沒法開。」林必定對學校的要求感到奇怪,這位福鼎市醫院傳染科主任回憶,吳昕怡曾找她請求開證明,「這不需要證明,2007年、2010年衛生部都發過文件,不得拒絕乙肝病毒攜帶者入職、入學。」

林必定介紹,從複查結果看,吳昕怡仍處於乙肝病毒攜帶階段,還沒發展到肝炎。「攜帶者和正常人沒什麼兩樣,不需要特別治療。病毒攜帶期要讓病毒和抗體在體內『打仗』,如果保養得好,病毒量降到標準數值以下,也有脫離病毒攜帶者身份的可能。」

沒有「證明」。陳小玲說,學院黨委副書記馬強告訴她,學院按先例,提出讓吳昕怡休學半年,和新一級學生入學重讀。

「憑什麼?學校沒有權利這樣做,我好不容易考上大學,不能白白耽誤一年時間。」吳昕怡拒絕休學。

陳小玲的說法是:學院領導告訴她,如果孩子堅持要來,學校只能給她調單間宿舍。「還讓寫一個書面材料,說明她是自願住單間的。」陳小玲說。

4月20日,這份抬頭是「父母說明書」的複印件中顯示,「吳昕怡同學在接下來的大學生活將單獨居住,本人自願承擔一切關於『由乙肝病毒攜帶者的身份』而產生的身體及精神問題的後果。」說明書的末尾用括弧補充,「在單獨居住期間產生的身體及精神的後果自願承擔」。

陳小玲記得,3月5日,在說明上籤下自己的名字后,她把筆一摔,「我們這是在學院『不想休學就得住單間』的壓力下才寫的。」

馬強不認為這份「父母說明書」帶有強迫性。

4月20日,新京報記者以死者家屬身份,陪同陳小玲來到學院。學院黨委副書記馬強說,住單間「是學生和家長自己的決定。」

馬強不認為她遭到同學排斥,他說,吳昕怡檢查出大三陽后,學院曾向她的室友們普及常識。「學生們都很理解,但大家反映,吳昕怡開始疏遠她們,在宿舍里大喊『我的血很臟』,和大家交流也改成用簡訊。」馬強說。

天津師範大學黨委宣傳部工作人員張莉證實了馬強的說法,「住單間(宿舍)是學生本人和家長向學院申請的。」

張莉說,學校宿舍資源緊張,「從宿舍設置上就沒有單間這一說」,但考慮學生和家長的要求,學院多方調整才給她安排了一個房間。

「當時還有學生勸她別單獨住。」張莉說,從該生住單間的必要性、宿舍資源和安全上考慮,學院也不建議單住。但由於學生一再堅持,學院考慮「學生申請不能空口無憑」,申請性質的說明書也是在履行程序上要求她寫的。

張莉表示,對於乙肝病毒攜帶者,學校在學習生活上和其他學生沒任何差別對待。

對於學院建議吳昕怡「休學或跟下年級學生重新入學」,張莉稱,這要根據學生的身體狀況,如果學生在某種疾病的發病期,肯定會建議他休學、回家治病休息,「我們也要對其他學生負責。」

只有玩具熊陪伴的「單間」

吳昕怡住進了單間,623號房。和原來的宿舍門對門,只隔了一條走廊。

那間宿舍靠近樓梯口,原本備用為學生的自習室,裡面堆滿了別人暫放的東西。宿舍仍然擺著4張床,三張空著,她睡在靠窗的一張。

臨上學前,陳小玲為女兒準備了單獨的餐具,「免得同學說,咱們盡量自覺點。」在陳小玲看來,女兒被「隔離」了。吳昕怡開始還安慰母親:「一個人住一間不錯啊,有單獨的陽台,空間也大。」

多位同學說,班上「大多數同學不知道她得了什麼病」。很多人也不知道她為什麼住單間,同學劉暢問她,得到的答案是「我喜歡一個人住。」

同學張晴覺得,獨居讓吳昕怡變得敏感,有次聊天,吳昕怡突然問,「我是不是很煩人?」張晴趕忙說「不會」。

這讓好友高超覺得可怕,「她絕不是個獨來獨往的人。」高超的記憶里,吳昕怡是喜歡和同學一起爬山、看電影,扎在同學堆里說笑的姑娘。

起初,吳昕怡用讀書去適應獨居的生活。3月12日,她在朋友圈寫道:每天要在必要時間關機去圖書館,「沉潛是為了更好的崛起。」

她曾試圖在同學們的印象中「崛起」。

3月20日,班裡改選。講台上,一名班委突然落淚,說班級工作不好做。

同學張晴記得,這時吳昕怡上台,說她願意試試宣傳委員,「她視頻做得很好,當時,很多同學投了她的票。」

結果是落選了,但張晴並沒看出吳昕怡有多失落。

讓同學們注意到的是,除了上課和集體活動,吳昕怡總是一個人。整個下半個學期,她都獨來獨往。

3月17日是高興的一天,她發朋友圈「再也不是一個人了。」照片里,一個大毛絨熊玩具靠在書桌上,那是朋友從甘肅寄來的。

她發給媽媽的照片里,戴著耳機,比了個剪刀手,蘑菇頭下的面龐沒有笑容。

「你有沒有從我的自拍里看出我的孤獨?」她問媽媽。

最後一次挽救的機會

聽了這話,陳小玲心酸。

剛離開自己身邊,女兒就在一個大城市裡變得沉鬱、孤獨。而這個女孩,並不是她親生女兒。

陳小玲覺得是緣分讓她和女兒相遇。生完兒子后,要個女孩一直是她全家的夢想。考慮計劃生育,她沒有再生。

30歲那年,在鄰村見到了6個月大的吳昕怡。朋友家超生的老三,被陳小玲抱回了家,當寶貝一樣養大。

吳昕怡讀初中時,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生母陳花妹和她感情很好,「她也喊我媽媽,我告訴她可以叫我名字,畢竟沒養她,很愧疚。」和陳花妹聊微信時,昕怡總會撒嬌地喊她「麻麻」。

「我有兩個爸爸媽媽疼我,愛都是雙倍的。」吳昕怡告訴姐姐,她覺得很幸福。

幸福止步在19歲這年。

陳小玲想起女兒生前的心愿:想考研,想「一點點把頭髮留長,告訴自己可以改變,也給身邊人一個驚喜。」

她回想最後一次能挽救女兒的機會。

女兒死後,陳小玲在孩子的手機里發現了兩張她在宿舍燒炭的照片。照片從床上俯拍。一張炭火剛燃,另一張炭火正旺。

照片拍攝時間先後為4月10日15時58分、16時30分。陳小玲的通話記錄顯示,15時55分,她給輔導員吳老師打了第一個電話,拜託吳去女兒宿舍看看。

輔導員吳思沒有去吳昕怡的宿舍。她對陳小玲解釋,「學生說在圖書館,老師也不好打擾。」

吳老師說,事發前,她完全沒看出吳昕怡有任何異常。

「一件事情發生了,它的誘因很多,很複雜,想要探清她的內心世界,太難了。」學院黨委副書記馬強勸慰陳小玲,「如果能早點發現,誰都不會冷漠地去處理這個事。」

(在校學生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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