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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速食麵索賠450萬被刑拘冤不冤

 黑龍江男子李海峰被刑拘,還要從他去年購買了4包過期今麥郎速食麵說起。當時,他在速食麵的醋包中發現有類似玻璃的「異物」,隨後檢測機構對醋包的檢測結果顯示,醋包內汞含量超標4.6倍。李海峰以維權為由,向今麥郎公司索賠450萬元。在雙方商討賠償金額的過程中,今麥郎向公安機關報案,河北省隆堯縣警方以涉嫌敲詐勒索罪將其刑拘。像李海峰這樣,維權反被以涉嫌敲詐勒索罪刑拘的案例並不鮮見,他們到底是無罪還是有罪?

吃速食麵索賠450萬被刑拘冤不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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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李海峰無罪的理由很充分

按照我國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條規定,敲詐勒索罪是指以非法佔有為目的,對被害人使用威脅或要挾的方法,強行索要公私財物的行為。正是基於這種規定,不少法律界人士認為,李海峰只是過度維權,並非敲詐勒索。

發表於《人民法院報》的《「天價索賠」不等於敲詐勒索》所闡述的觀點就非常有代表性。文章指出,非法佔有,是指無事實依據,也無法律依據的純粹敲詐,而消費者遭遇侵權,有權索賠且「事出有因」;「威脅或要挾的方法」,必須情節嚴重,手段既要有非法性,也要有強制性。商家可以拒絕消費者的天價索賠,行為也不受消費者控制。因此,消費者基於合法權益被侵犯的「天價索賠」,不等於敲詐勒索。

李海峰將檢驗結果傳到網上,並點名媒體關注的舉動,在很多法律界人士看來,也並無不妥。法律學者溫建輝在《維權過度無罪論》(2014)中早已指出,敲詐勒索必需以惡害相威脅,而訴諸輿論、訴諸媒體、訴諸法律等方式是公民和消費者擁有的合法權利,不屬於非法的惡害手段。維權過度本質上是一種認識錯誤,屬於民事上的不當得利,不能構成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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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實中,過度維權者被無罪釋放的例子也有很多。其中,最為大家所津津樂道的無疑是「黃靜華碩」案。2006年,黃靜購買了一台華碩電腦,在修理過程中發現其CPU存在問題。她以向新聞媒體曝光為籌碼,向華碩公司提出500萬美元「懲罰性賠償」,隨後華碩報警,黃靜被以涉嫌敲詐勒索罪被警方逮捕。2007年,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檢察院對黃靜作出不起訴的決定,檢察院認為,黃靜在自己的權益遭到侵犯后以曝光的方式索賠,並不是一種侵害行為,而是維權行為,索要500萬美金屬於維權過度但不是敲詐勒索。

吃速食麵索賠450萬被刑拘冤不冤黃靜領取到2.9萬元國家賠償金

既有法律界人士力挺,又有判例可循,李海峰無罪似乎大可期待。

然而,他被判有罪的可能性依舊存在

看到標題,可能很多人會有疑問,為什麼李海峰還有可能被判有罪呢?這是因為,我國不是判例法國家,一地的判例可能影響但不會決定另一地類似案件的判決結果。在現實中,類似過度維權的案件被判敲詐勒索的也並不鮮見。

2006年,劉某在剛剛購買的一桶食用油里發現一個橡膠圈。和廠家聯繫后,廠家並未及時採取措施。於是,劉某聯繫新聞媒體曝光,曝光后,廠家主動和劉某聯繫,表示願意賠償一桶油和300元錢。而劉某要求賠償36000元,並表示如果廠家不答應,他就在讓媒體繼續曝光。廠家佯裝同意並報警,結果某法院以敲詐勒索罪(未遂) 判處劉某有期徒刑二年,緩刑二年。

支持判這類過度維權為敲詐勒索的法律學者也有不少。他們認為,敲詐勒索罪的威脅、要挾行為,是指能夠引起他人心理恐懼的精神強制方法,媒體曝光合法也具有「威脅」的作用。如果曝光不是為了解決問題和警示其他消費者,而是運用「曝光」與「不曝光」、「曝光」的損害後果與「不曝光」的對比後果來要挾被害人,迫使其就犯,可以構成敲詐勒索罪。

吃速食麵索賠450萬被刑拘冤不冤一些學者認為向媒體曝光合法卻也具有「威脅」的作用

還有學者指出,從現今多數國家的立法及審判實踐來看,對財產秩序的維持更受重視,過度維權的入罪有擴大化的趨勢;我國對過度維權行為,卻在入罪方面持限制態度。

難道真的是我國對過度維權過於縱容,應該加大對過度維權的打擊力度嗎?

如果類似的天價索賠被判有罪,消費者面對大企業時會更為勢微

索要天價賠償,是消費者的正當權利

不少人也許覺得,一個速食麵出質量問題就索要450萬天價賠償,分明是敲竹杠;一些法律人士也認為,過於不合理的索賠額有可能被認定為「以非法佔有為目的」,按《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企業的欺詐行為最多只能雙倍懲罰。

這個說法是不成立的。當一方當事人構成違約或侵權后,賠償多少數額才算是正當的,法律並沒有非常明確的規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定了「雙倍」賠,但這並不意味著權益受侵害一方只能在「雙倍」的範圍內索賠。權益受侵害一方,可以向違約或侵權方提出一定數額的索賠要求,無論數額多少只要對方自願接受,就不違反法律的規定;如果對方不接受,可以通過訴訟解決。不能說受害方提出了高額的索賠,請求侵權方不承諾,受害方就構成了敲詐勒索罪。

吃速食麵索賠450萬被刑拘冤不冤美國老太太斯黛拉·莉柏克因被麥當勞的咖啡燙傷,獲賠60多萬美元

同時,天價賠償也是消費者對付大企業有效手段

有些網友認為,李海峰索要450萬太過貪婪才導致自己身陷囹圄,並不值得效仿。

這種觀點也不成立,也許李海峰們高額索賠是出於私利,但在客觀上也對大企業進行了監督,維護了大多數人的利益,有些「替天行道」的色彩。況且,任何一個大企業都是追逐盈利的組織,消費者天然處在弱勢地位,維權不易,不法企業在每個消費者身上佔一點「便宜」,積累起來就是龐大的利潤。

在商業人士吳向宏看來,對於大企業來說,鞠幾個躬,辭幾個職,交出若干洋洋洒洒上萬言的有關「真相」的調查報告,無關痛癢。觸動他們最有效的做法之一,就是針對其經濟利益。只有經濟利益被觸及,大機構才會全面恐慌起來。因為這種觸及最終會涉及到大機構的每一個人、每一個分支和每一個環節,甚至可能危及大機構的整體生存。

面對一些大型企業,責令其停業、整改,或者對其產品和服務進行全民抵制,也能夠有效觸及其經濟利益,但是波及面可能太大,影響人們的生活。而支持消費者的高額索賠,或是通過公益訴訟對這些大企業開出天價罰單,則是波及面最小、最容易被社會接受的措施。

我國消費者維權成本高昂早已不是新聞,在這種情況願意並敢於維權的人畢竟是少數,如果向企業高額索賠被認為是犯罪,企業違法收益總是高於違法成本,恐怕大企業的侵權行為會愈演愈烈,而消費者只會更逆來順受。

執法機構更不應過度執法,落下「包庇」企業的嫌疑

此次邢台警方的行動之迅猛也是一大「亮點」,從6月3日開始網上追逃,到7月29日就將李海峰抓獲,7月31日已將李海峰帶回邢台,相比於有的逃犯網上追逃幾年都抓不到,此次行動可謂「神速」。

然而這種神速並不值得讚美,尤其是在很多類似維權案件最終被判無罪的情況下。如在上文提到的「黃靜華碩」案中,檢察機關最終以證據不足撤訴,但由於此時黃靜已經被錯誤拘押了295天,因此她獲得了2.9萬元的國家賠償。

黃靜並非是獲得國家賠償的唯一案例:2011年,陳曙光涉嫌敲詐勒案被判無罪,共獲得國家賠償3.4萬元;2014年,上海市民何正其、徐洪兵因知假買假,被當地警方以敲詐勒索罪刑事拘留,37天後,檢察院作出不予批准逮捕決定,警方撤案,兩人分別獲得國家賠償1萬元。

如果李海峰最終無罪釋放,即使他也能獲得國家賠償,但被拘押期間仍失去了寶貴的自由。此外,國家賠償的錢來自納稅人,這豈不成了警方為企業「抓錯人」,最終讓納稅人買單?

結語

消費者為合法權益通過合法手段向企業索賠,即使數額較高,也屬民事範疇,無需刑法伺候。公權力貿然進入,不僅會損害自身形象,更會讓人懷疑有「包庇」企業之嫌。

新聞立場

消費者以向媒體曝光為由索要高價賠償是敲詐勒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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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1194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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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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