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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渤:不冒險,身上長不出新東西

  導語:北京的熾熱中午,我到達城中著名公寓附近的一間咖啡館。黃渤狼吞虎咽,四口塞完一個肉餡三明治,連前一天晚飯算三頓合一頓了。他擦完嘴之後把桌子也擦凈。真人秀那活兒他幹得不錯,穿了一件戶外防風雨的嶄新工服差點給悶暈。他說爽,“好久沒人在我面前說過髒話了”。現在流行這個,黃渤和孫紅雷在節目被“虐待”,“鈎心鬥角”,出演價格據說是片酬夠高。

黃渤:不冒險,身上長不出新東西電影《鬥牛》劇照
黃渤:不冒險,身上長不出新東西影片《親愛的》的工作照

  從去年底到今年,這個中國最有票房號召力的人說,自己已經處於“放空”狀態。“市場上也不缺你這一部戲,你也無需向自己或者別人再證明什麼東西。”從30億的“卅帝”,到50億,他只用了一個國慶檔,而中國的國產票房2014年總共是157億元。這一個人集中的資源、市場、質量和口碑,變成股票和投資領域的熱點,所有投資方都想聽到他的名字,成了中國電影的第一票房保證。

  可是,黃渤對我說:“你要當真你就真成了個笑話。”

  像個笑話

  “以前餓慣了,現在擺這麼多飯不吃說不過去。”黃渤這麼解釋他近兩年密集的電影量。很多片子里他只參演,但無一例外都被放在演員表前列。有投資人只希望沾一沾他的彩頭,他也常常出於仗義幫忙。年輕時在劇組跑龍套,他聽大腕們說拍戲真沒意思,“就想怎麼可能呢?多好玩啊!”然而自己也到了節點。 “厭倦,一想着還有幾個戲債要償……我什麼時候開始對演戲皺眉頭了?”所以,去年看到自己的戲一股腦上映,他覺得有點尷尬,自問:“我正經八百演的有幾個?”

  “餓”是他曾經的標籤。他一臉泥大口咬着麵包,在重慶環形立交橋上玩命飛奔,配樂是勃拉姆斯的激昂和壯烈,這個鏡頭結束了《瘋狂的石頭》。然而和所有的喜劇演員一樣,固化的形象讓他反感。他今年停止了所有片約。

  黃渤並不是“一夜成名”,只是形象上人們容易誤以為他是草根出身。寧浩早在他的北影求學階段就認識他。管虎在他最窮時期也常吃他做的炸醬麵。據說他現在演管虎、寧浩、徐崢的片子都是象徵性片酬。飢餓感沒有給他打上困頓和悲苦的烙印。有一種聲音始終認為,黃渤創造這些極具典型意義的形象,農民、毛賊、流氓,並不完全真實。秘訣是變形和偏離構建的詼諧。“給人造成的錯愕,這種和真實之間的若無其事,存在巨大的張力,直接後果就是笑。”他打破了單調邏輯,建立了一種自由奔放、充滿意外和歡樂的表演。本來隱藏在底層人物身上常規的價值觀、等級觀,被他的表演釋放了出來。

  管虎用窮困潦倒形容黃渤作為演員的“北漂”時代。“十幾年了,到今天有時候躺着還在想,我怎麼可能幹這個?還有人喜歡?”黃渤“觸電”時25歲。他曾是個跑場子小歌手,跟周迅、朴樹、楊坤、沙寶亮等人到處唱歌廳。“那時候一批人一起唱,別人全火了”,可他還住在北京郊外的農民房裡,每天騎兩個小時自行車去歌廳演出。“我那時年紀都挺大了。”他說他不願意接受家裡的資助。父母從甘肅支邊回到原籍青島,都是大學畢業,在機關單位是處級幹部。家裡人希望他能上清華北大,黃渤說:“我考十次加一塊兒也不 夠。”寧浩曾經說黃渤和自己有某些共同點:小城市裡的邊緣少年,還有着單向思維的上一輩。

  管虎第一次見沒注意黃渤好看難看,反而覺得“他身上透露出一種特別用功的天性,眼神閃爍着,特好。”管虎說職業演員的眼睛沒有這個“閃爍”。黃渤的第一個問題是“給多少錢?”一聽5000塊,他滿意了,高虎才拿1萬元。他一分鐘電影沒拍過,說著說著話就跑鏡頭外面去了,甚至還對着鏡頭喊“停”,管虎惱了,“告訴你一個規矩,這個地方只有我能喊停!”黃渤開工第 一天,導演感覺他“簡直是傻帽兒”,但第二天上手就特別快了,“第三天,真不誇張,就感覺他什麼都會,什麼都對了,全明白”。

  2000年夏天,用12天時間管虎拍完《上車,走吧》,得了金雞獎最佳電視電影獎。黃渤借了套西服去走紅地毯,回頭一看,寧靜在後面,趕緊貓腰低頭,給人讓開。他坐在伍佰、鞏俐中間,緊張,“千萬別給朋友丟面子了”。

  第一部戲讓黃渤找到了自信。“歪打正着。唱很多年歌出不來,演第一部戲就拿獎。”第二部戲一下子就把他扔到了低谷。管虎導演的電視劇《黑洞》, 成為陳道明、孫紅雷的代表作品,黃渤在裡面演一個警察,“因為在青島拍,天天和‘發小’一起玩,沒認真演”。本來業內的製作人、導演發現出現了一個這樣的演員,就開始拿着“照着他寫”的劇本來了。“《黑洞》一出來,人家全蒙了。我被划入‘非職業演員’。”

  “我得找個理由在北京待下去啊!”他參加北影培訓班,“進學校保安都得攔着,找誰?”考了兩年都沒考上,“覺得老師的眼睛都沒在我身上多停留一 秒”,到第三年,他改到配音系。他的語言和聲音是硬功夫,《殺生》的錄音師說,有一次要拍一群人打一個麻袋裡的東西,黃渤居然學出一種,既不像人,也不像動物的聲音。那聲音里細微的氣息、情緒把大家都震住了。“多一個生存技巧”是他的真實需要。考上大學時黃渤已經28歲,終於成了北京電影學院的一名表演配 音專業的大專生。他總是跟着一堆同學試戲。有次到了楊亞洲導演的劇組,負責招演員的看了他一眼就急了,當面說“找了個什麼東西”,黃渤硬是忍住沒走。結果,劇組當時實在找不到人了,只好讓他試,結果一條過,楊亞洲還挺滿意。“我蹭過去說導演我還有別的演法,導演說不用挺好!”

  我從沒得到過別人的保證

  黃渤的夢想本來是成為歌星。他初中得了唯一一張關於唱歌的獎狀,是“龍城中學生歌手比賽”獎,這是他賴以生存的救命稻草。15歲他就掙到了一天 15塊錢,很快漲到了60塊錢。他每天在歌廳唱到很晚,對於怎麼用鑰匙開門不發出聲音有秘訣,“不能慢,訣竅在於先對好眼,擰的時候小心,但擰完了得猛開”。結果父親在門后等着呢。黃渤偷偷唱了一個月,掙了2000塊錢。“那時候我媽月工資300元。”他全換成零鈔,往桌上一扔,斜眼看父母的反應。“誰的?”“我的。”“什麼?”“工資啊。”他特高興,但會假裝,“沒事,天上扔的”。

  黃渤說自己做演員之前已經被生活“捶打”過了。正是歌廳盛行的年代,“也不是不缺錢,但沒到交不起房租的地步”。直到現在他還能惟妙惟肖地模仿張學友、郭富城、王菲,他也為他們分別寫過歌曲。“完全按照人家那個路子寫的,一聽就是王菲。”出去演出,長輩總說他:“玩玩就行了。男的,這哪是你一輩子的營生啊!”后 來時間長了,就說:“你也該長大了,腦子該開竅了,怎麼還瘀在那兒呢?”他還真瘀。“廣州火就去廣州,好像跟你沒關係,北京文化中心啊,去了也跟你沒關 系。”他錄小樣送去唱片公司,人家說“好好好,回頭再說我跟你聯繫”。一出門,他看見倉庫里堆着各種碟,包括自己的。

  他把日子比作沖馬桶,“嘩一天過去了”。22歲時他終於禁不住姐姐勸說,回青島開了與韓國做貿易的鋼材工廠。他第一次去買零件還在櫃檯里看,也不好意思問,後來一問銷售,人家給帶到倉庫一看,“好傢夥那麼大”。聊鋼材、聊價格的日子很快讓他成了“黃總”,喝多了有司機給他扛回家。他買東西從不賒欠,也不設流動資金,“我這腦袋不好用,趕緊給錢”。1997年以後金融危機來了,黃渤說現在很多表演和那時候要債、躲債有關係。“別人等了好幾個小時我假裝不在,人剛一走我趕緊出來上廁所就給碰上了。想找個地縫鑽進去。”這些東西,對黃渤是強刺激。

  一個人存在得越徹底、越實際,就越會發現更多的喜劇因素。他發現底層人物身上有很多小機靈、小聰明。看別的歌手在歌廳被觀眾“哄下去”,那個歌手使勁硬着頭皮討好,觀眾都已經受不了了,喊着“下去吧!”罵什麼的都有,結果歌手說“好,我下來”,只走了一階台階,又唱了一首。“唱四首才能領到工資啊!”

  “東西南北中國四個地方的流氓怎麼欺負人我都能學。”問他是不是被人欺負過,他搖着頭說,“對苦難從理解、麻木、疼痛,到最後接受。我以前,天天在接受這些東西。一邊受着,一邊還得嘻嘻哈哈,還得笑。比如說我演出完了人家忽然不付錢,但是酒端上來,該喝還得喝,該叫大哥還得叫。”他覺得自己情商加強、潛能開發了。下意識記住了,演一個角色不需要太多想象。成名後有一段時間他參加活動老坐第一排正中,半年沒齣戲,再有活動就坐第三排了。黃渤說第一次住五星級酒店套房連馬桶都想拍下來。

  以前太苦太累了想歇一會兒,就會聽到“歇什麼歇呀”。出名以後他演一會兒就有人端過來凳子,說聲:“黃老師休息一下吧!”長時間的磨鍊,他的通情理大於了他的自我意識。很多年來他過的日子用他自己的話說:“沒有人給我保障。”這一場演出完了就得找下一場。現在投資業界對他的態度是:“能簽趕緊簽,他會越走越強,不用考慮商業回報,肯定非常好。”在主持人不夠活躍的網絡新片發布會上,他會主動但不過分地活躍氣氛,給各種人遞話,干根本不屬於他的活兒,同場合比他年輕十幾歲的小演員反倒端着架子。他的很多朋友對他來者不拒的性格有點不以為然,可是又喜歡他這一點,“老好人,黏糊,不會拒絕”。黃渤自己的話是“眼睛里揉得了沙子”。

  寧浩說:“他有那種難得的真實。就是從裡到外透着一種與生活、與現實特別相關的東西。”在《瘋狂的石頭》里他自己想了很多梗,比如讓人踩肩膀上 “哎你有腳氣沒有?”黃渤和寧浩的合作有點“處女座見處女座”惺惺相惜的意思。《瘋狂的賽車》是寧浩完全按照自己認識的黃渤寫的。“我們經歷了差不多的東西,先接觸港台,再接觸歐美,然後經歷了這樣一個逐步開化的過程,所以從各個方面,心理結構、審美意識上比較相近,價值觀比較類似。”

  無名之徒

  “小人物”是一個含混不清的標籤。他創造的,大多是憑空生長、沒有依據的無名之徒。“我的大部分作品扣在時代上,所以很多人覺得我似曾相識,有存在感,沒有危險感。小人物看跟誰比,這個社會有20%的人認為自己很不錯,80%的人都有小人物心態。我喜歡這個中低層的基座,我也離這個群體最近。” 養牛的浪人,頑劣的光棍,想發財的小壞蛋,都不是社會的陽面。他喜歡用上百種演法,詮釋權力中心以外的人,不再是司空見慣的雞零狗碎,被他賦予了歡快、驚愕和自由。“碰上的導演也是處在最有創作慾望的時候,施虐和受虐碰上了。”這一點導演們都抓到了,黃渤並不是無所畏懼的人。

  “我有型嗎?觀眾知道你是誰啊?”他很懷疑各種號稱“量身打造”的劇本,“量的是什麼身?”“但男一號誰不想演?”他說自己前幾年可以“用努力 或者貪婪”來形容。機會很重要,他希望更多人看到自己。“想不想出名?想。也沒那麼如魚得水,就演了一些同類角色,因為我真是需要。可是劇本我實在看不下去的,也不能演。就是我可以時不時踩那根底線,但我不能跳進去。”

  “瘋狂”過後他依然繼續和小眾又意氣相投的管虎合作。“跟村民住在一塊體驗生活,至少一個月以上。討論劇本更久。”《鬥牛》是一個山村故事,跟 《殺生》一樣,都是“個人劇”,基本戲就落在他一個人身上。每天得從山底到山頭,大概景山那麼高,跑三四十趟,鞋子穿壞幾十雙。那個造型已經臟出他的極限,天天跟牛一起演戲,一個鏡頭拍幾十上百遍。村民蹲着看他們拍戲,蹲到晚上九十點,走了,早上六七點起來一看還在那兒拍呢。演之前他就憋着勁兒對管虎 說:“你別說我不行,我從沒給你掉過鏈子。”後來變成:“導演你就說能得奧斯卡我也不演了!”《鬥牛》超出了黃渤體力的極限,每天坐麵包車回住處,看着 “線條往後飛,告訴自己,任何戲都有結束的一天”。直到有一天歡呼封鏡,黃渤又坐在麵包車上,哭了。“原來真的什麼都能過去啊!”

  《鬥牛》為黃渤贏得金馬獎。《泰囧》大賣時他接受採訪,當時剛與“破億”票房畫等號,被稱為“黃渤迎來了黃金時代”,但是他說“前幾年的《鬥牛》、《殺生》才是我的黃金時代”。他說想着去台灣“吃點小吃”,頒獎前一天晚上瞬間想了一下“要不要準備獲獎感言?轉念覺得黃渤你有點過吧”。

  只有一次他演完戲回家突然對着鏡子覺得“哥們兒可以呀”,然後立馬就意識到“完了”,他根本不怎麼照鏡子。精神成熟使他很愛拿相貌做調味料,他的“幽默”姿態完整。“陳坤一轉身觀眾就有好感了,我就得演十幾二十分鐘才行,能不賣力氣嗎?”但他後來也說,“找陳坤的可能轉身去找黃曉明, 但是找我的,絕對不會去找他們。”他希望自己技術剝離乾淨以後還能分出層次。“半瓶子亂晃的時候最幸福,說明你有上升空間呀!”黃渤知道觀眾挺過癮,但自己離“滿”遠着呢。黃渤的大部分作品中,有兩個重要因素從未改變,一是時代政治背景有意被淡化成單純的敘事背景,二是人物的私人化生存佔據故事的絕對空 間。

  喜劇演員很多都鋒利敏感,得適應台上台下兩種完全不同的自我,黃渤倒覺得自己“混沌”着,不是內心特別充足強大的人。“人都得傻一點,不切實際一點,才能樂此不疲、不夠勁兒地往前走。”他開始“什麼不行幹什麼,主持金馬獎,拍微電影,出單曲,排話劇”。孟京輝騙他說話劇《活着》就是端杯茶,安靜地思考人生,結果他得場場大體力演三個半小時沒有中場休息,成就了一個又“侉”又奇異而輕盈的福貴。“不冒險,身上長不出新東西。”管虎驚訝於他的成長。“票房數字在某個階段來看會讓你興奮,但真正留下來的一定不是數字。”

  陳可辛在看《活着》的時候發現黃渤喜劇後面的“悲”。他讓黃渤不要把《親愛的》里失去孩子的父親演成“苦情戲”。電影一出,再也沒有人問黃渤“會不會怕觀眾笑出來”之類的問題。黃渤設計了孩子“吃桃子過敏”的細節,片頭由他講出,片尾趙薇再說一次。陳可辛第一次看就哭了,給剪成了預告片。據說他在片場一點也笑不出來,為了找感覺,把孩子的名字換成自己孩子的叫。但黃渤自己覺得沒演好,愧對陳可辛。“蘿蔔是不是糠心只有自己知道。”直到後來針對拐賣兒童的法律法規做出改動,他才覺得心裡好受了點。

  戲是他軋戲最凶的時候20多天趕出來的,他已經知道怎麼演能達到及格線。“我永遠感受不了他們的痛苦,他們的刺扎在骨頭裡,我的扎在嗓子眼。” 他說,做加法是一個偷懶的事,把以前演底層的經驗都用上,可是內心知道還能更好。問他怎麼更好,是不是覺得趙薇哭戲演得好,他說哭很難,笑更難。如果自己能再和那些家庭相處一段時間,想看看他們怎麼笑——“那種假裝沒事、故作堅強、不讓別人看出來難受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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